大師的小說課/我的文青日子:從電影到小說
 
 
 
 
主持人須文蔚:

  作家在生活、文藝的閱讀或是對於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的觀察,就像是一個非常立體的魔術方塊,具有很多不同的面向。陳冠中老師是寧波人,出生上海,年少時到了香港。他的成長環境是1950年代處在非常複雜的政治文化狀態的香港,由於在英國殖民地的氛圍成長,冠中老師的英文非常好。

在香港大學讀書時期,他開始接觸臺灣文學,包括白先勇、於梨華等人的作品,並嘗試文學創作。1960至1970年代,陳冠中開獨立書店,引入臺灣文學作品,他也辦《號外》雜誌,這是他文青生涯的另外一個重要影響。1980年代,他擔任舞臺劇及編劇,同時擔綱演出。結束編劇的生涯以後,在臺灣開辦超級電視臺。劇場和電視劇的結合,改變了臺灣的文化。電視文化變得那麼豐富,可以證明陳冠中老師的文青活力滲透到非常多不同的層面,

陳冠中老師57歲時開始創作不以市場導向為優先的小說,這令很多人相當羨慕,意味著之前的影劇編演生涯為他累積了生活無虞的資源,在訊息複雜的北京,他觀察到中國的現象,先後創作《盛世》、《裸命》以及《建豐二年》。每一本書推出都造成話題。《盛世》出版當年,文字在中國讀者的網路社群中熱烈傳播。半年之後遭到中國政府禁止,一夕之間在網路上全面銷聲匿跡,冠中老師成為了禁書作者。

小說《裸命》談述西藏、動物保護跟中國黑監獄議題;《建豐二年》則是一部烏有史小說,故事描述1949年國民黨沒有敗給共產黨,1979年蔣經國擔任總統第二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之際,中國的局勢變化。陳冠中老師每一本小說都非常有趣,他不是按照傳統小說套路來寫作,他選擇用文學來表達思想。

此次銅鐘經典講座由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文訊雜誌社及國藝會三方共同合辦。國藝會近幾年持續推動藝文活動的國際發展,在文學方面,國藝會做了重要努力,就是成立了「小說引力:華文國際互聯平台」。「小說引力:華文國際互聯平台」是由封德屏社長帶領、楊宗翰老師積極策劃推動。2015年,「小說引力」平台舉辦了長篇小說票選,由臺灣、上海、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六地的作家、專家學者及文學編輯,選出2001年到2015年華文世界40本重要的長篇小說。香港票選其中一本即是陳冠中老師的《建豐二年》。幕後推手是我們國藝會獎助組的總監,洪意如總監,希望國藝會多多支持文學。我在這邊再一次提醒大家,人文學類在國藝會各類裡頭還是補助最低的項目。銅鐘經典系列活動是我和曾文娟總編輯策劃,團隊同仁廖宏霖一同執行,謝謝紀州庵文學森林、文訊團隊、國家圖書館以及麥田出版公司的支持。同時感謝麥田出版社主編《建豐二年》的林秀梅副總編輯。

今天的「文學大師班」請到陳冠中老師來和青年作家對談,這些年輕的聲音已經把他們的想法發表在2016年10月號第372期《文訊》的「線上讀書會」特別企劃單元上。一一介紹青年作家:翁智琦是非常優秀的評論家,目前攻讀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顏訥是非常犀利的散文家,她的網路直播節目「作家事」非常受歡迎。旁邊是文化部力捧的文學界出版明星陳栢青,他承接文化部的文學明星打造計劃,負責至東南亞推廣臺灣文學,讓更多人認識臺灣文學。石芳瑜是永樂座獨立書店負責人,在紀實文學領域耕耘,最近推出由二魚文化出版的書店經營書籍《就這樣開了一家書店:永樂座的故事》,背後有許多感人的故事。廖宏霖是新生代七年級重要詩人,最近出版了詩集,設計得非常好,他也是國藝會獎助的新進作家。

 

簡靜惠:

此次邀請到了陳冠中先生與青年作家對談。從陳冠中老師的書寫,可以看出他對這個時代、中國及臺灣兩地的關心與掛念。現場諸多新生代的作家都是未來的可能。透過你們的作品,讓我們更了解這個世界,非常感謝大家。

封德屏:

2015年與《文訊》與國藝會一同企劃的華文小說20部票選,競爭非常激烈。香港選出陳冠中和董啟章兩位作家的作品。2016年6月我們與陳冠中一起在上海復旦大學與衡山‧合集書店推廣文學,舉辦精彩的座談活動。此次由陳冠中老師擔任主講人的銅鐘經典講座,終於來到紀州庵,謝謝簡董事長,也謝謝須文蔚教授的育成,期待今天的講座。

陳冠中:

大家好,感謝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簡靜惠董事長、東華大學華文系須文蔚教授、國藝會、封德屏社長、曾文娟老師。講「文青的日子」是為了更明白現在,進而想像未來、構築發展。以1945至1949年的臺灣為例,歷史相當豐富,但是往往下結論時,我們只想到一些重大事件,彷彿那段歷史只存在二二八事件、國民黨來臺、白色恐怖等。重大事件限制了我們的想像,如果我們從文化、文學領域回頭去爬梳這段時空,才有可能知道記憶裡哪些部分受到了限制。歷史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後,才可能會影響我們對現今、未來臺灣的想法。

首先,我想引用作家薩爾曼‧魯西迪(Sir Salman Rushdie,1947~)的說法,他是以印度烏爾都語為母語的英國作家,出版許多著名小說,也曾獲得兩屆英國曼布克獎殊榮。他自述非常幸運成長於1960年代多元文化氛圍。喜愛電影及音樂的他,同時參與了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多樣化的生活刺激,豐富了他的小說寫作。

回想我的文青日子,1965、1966年法國新浪潮電影興起時,我正就讀香港中學,閱讀《中國學生週報》電影版。當時電影版上有一大群作家積極推動歐洲藝術電影評論。同時,我的同學找我一起去法國文化協會看電影,有些電影非常艱澀不易懂,為了表示自己具備文化水平,所以也跟著惡補電影知識。現在回頭看,1960年代香港法國文化協會做了重要的文化推動,他們有系統地引進推廣歐洲重要的電影,豐富了香港電影界的文化底蘊。

當時年輕的我們彷彿突然之間就知道一百個電影導演的名字。我在法國文化協會曾經看過楚浮(François Truffaut,1932~1984)的《夏日之戀》(Jules et Jim)。楚浮小時候偷跑進電影院看電影、偷電影海報,從事電影業後,神速拍攝完成《四百擊》,也幫法國的《電影筆記》雜誌寫影評等。他的文字充滿人文氣息,睿智、一語中的,他的影評集也啟發了我在評論領域的書寫。

其他歐陸電影,像意大利導演費德里柯‧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1920~1993)、法國導演艾力‧侯麥(Éric Rohmer,1920~2010)、瑞典導演英格瑪‧柏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1918~2007)的作品則較晦澀。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 おづ やすじろう,1903~1963)、印度裔孟加拉導演薩亞吉‧雷(Éric Rohmer,1921~1992)、意大利新寫實派導演狄西嘉(Vittorio De Sica,1901~1974)的作品則能讓人產生電影夢的美好想像。

觀看他們的電影作品讓我感同身受,並從而建立了我的人文關懷,這些電影同時橫跨光譜兩端,從大眾電影到純藝術類型,觀看過程中出現的認知不協調,只能調整自己。換言之,有些電影在自己努力下克服障礙,看懂釐清,因而得到成就感,也是很重要的成長過程。如果沒有看電影的話,我可能連廣義的文青都不是,我不見得一開始就對文字、小說這麼有興趣。

因為歐陸電影跟文學的關係密切,所以後來慢慢培養起閱讀文字的習慣,從電影評論看到小說。寶琳‧凱爾(Pauline Kael,1919~2001)的影評集是啟蒙我文青思想的其中一本著作。寶琳‧凱爾當時是《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的影評人,她很聰明而且言論辛辣,有著衝撞體制、與眾不同的觀點。當年藝術作品受作者論的影響非常深,連楚浮都很強調作者論,也就是好電影是跟導演有關。然而寶琳‧凱爾不主張作者論,她說:「垃圾電影讓我們對藝術電影有了胃口。」這句話是說,她覺得什麼電影都值得觀看,大家認為是垃圾作品時,說不定有些部分值得玩味;大家都認為非看不可的大作,她會一針見血指出不好的部分。因為她的緣故,我很早就成為一個包容度很高的人,同時接受高雅與大眾文化。

1960年代西方國家有所謂新感覺派(new sensibility)的崛起,新感覺非常複雜。舉例來說,最近美國文化界名人湯姆‧海登(Tom Hayden,1939~2016)剛剛過世,他過世時,《紐約時報》說他是1960年代嬉皮運動的代表人物。然而另外一本雜誌Descent馬上有文章批判,嬉皮運動跟湯姆‧海登代表的左翼學生運動,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運動。

湯姆‧海登是起草《休倫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當年的學生,美國左翼大學生的運動。1960年代已經有嬉皮的潮流,像是加州舊金山「嬉皮文化花之子」(Children of Flower)。另外一個左翼學生的運動,在《休倫港宣言》這個出名的宣言之後,加州柏克萊校園出現「自由言論運動」。其實他們是並行著的。當年香港也是慢慢被影響的。

另一方面,音樂領域也塑造了我的文青時代。1964年,英國的披頭四樂隊流行橫掃全球,也帶起了香港校園吉他風潮,當時會唱(剛拿到諾貝爾文學獎)巴布‧狄倫(Bob Dylan,1941~)的歌曲,還有像PPM樂團(Peter Paul & Mary)、同時是詩人的加拿大樂手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1934~2016)的民謠風作品。

在此同時,還有美國媒體業新聞寫作的重大變革。1974年,我去波士頓讀新聞,美國正在經歷越戰,水門事件剛過兩年,尼克森總統(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竊聽案被《華盛頓郵報》記者揭發導致下臺。當時,調查性的新聞變得很受年輕人敬仰,新聞從業者大多受到水門事件鼓舞,因為記者們竟然能藉由新聞報導揭發弊案,連國家的領導都為此下臺。當時有一批新聞記者提倡新新聞體(New Journalism)寫作,這是一種非虛構小說體的報導。用小說的手法去處理新聞題材,但是裡面的所有內容到引用的句子,都是真實的報導、記錄。

新新聞體寫作最出名的就是作家楚門‧卡波提(Truman Capote,1924~1984),他寫《第凡內的早餐》、《冷血》,開創了新新聞紀實文學寫作的新領域。當時我正就讀新聞系,可能因此機緣,對我往後的小說創作有些影響。

然而新新聞體非常困難,因為作品的完成必須倚靠大量資料佐證,時間的掌握也是一大考驗。楚門‧卡波提後來放棄這種寫作方法,連新新聞之父湯姆‧沃爾夫(Tom Wolfe,1935~),也提倡回來寫社會小說(Social novel)。1976年,我曾經在香港嘗試製作新新聞體的文章。但難度太高,必須花費很長一段時間才寫出一篇文章,很慚愧我沒做好。我認為1960跟1970年代的香港是最有趣的香港,因為各樣思想與文化同時並存。

1980年代,香港雖然找到了一套成功路徑,依循著這個路徑走向成功,但也漸漸步向由盛轉衰的局面。在音樂部分,過去香港電臺同時並存國語、英語和粵語流行曲,然而1980年代中葉後,香港兩個主要商業流行曲電臺都決定不再播英文歌,只播香港原創的廣東歌。十幾年後檢討聲浪批評,當時這樣做害慘了香港音樂界,香港和英文流行樂產生嚴重斷層。電影部分,香港電影曾經有「黃金十年」的說法,但後來也局勢漸頹,本來市面上一百部電影突然變成二、三百部,因而充斥劣作,進而票房轉衰。1994年我在臺北做事,我問過年輕朋友,為什麼他們都不看香港電影了,大家都批評香港電影的品質差。香港電影原本在臺灣電影市占率百分之五十以上掉到百分之五,甚至破壞了臺灣本土電影的上映機制。到1990年,市占率完全拱手讓給好萊塢電影。

港片曾經是部部叫好叫座,但後來黑道覬覦這塊大餅,認為電影有利可圖,因而強行干涉電影拍攝。只有黑道老大可以強迫大牌演員,甚至電影拍攝期間,演員便被強行擄走。記得當時我負責一部由王祖賢演出的戲,拍攝期間黑社會突然帶走她。四天後王祖賢回來要繼續拍攝剩下的戲分。但是在缺乏睡眠的情況下,她的氣色非常憔悴也記不住台詞。當時電影拍攝程序、市場機制都被惡意破壞了,所以電影的品質開始下降。我後來不想做電影,也是因為身為負責的製作人,我沒辦法交代投資方。

我的文青日子比較吸引人的部分是1960、1970年代香港最多元化的時期,各種力量、各種主張的人都還在爭奪香港的話語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多樣性,先說到這裡,謝謝!

須文蔚:

大家剛剛聽到最後、最精彩的時候,冠中老師留了懸念給大家。接下來我就請在座的年輕作家陳栢青,談談你的想法。

陳栢青:

小時候我讀過一本梁文道採訪董橋的書,梁文道請董橋推薦書單,董橋列舉了陳冠中、梁文道、馬家輝以及陶傑等人的書籍。董橋說他喜歡看這些人的文章是因為這些人的作品具有原創概念(original)。

在我的理解中,小說的情節會受到各種角色、事件的擠壓,然而冠中老師的小說不僅具有原創概念,還能承載議論,並且運用有趣的命題、蹊蹺的概念來引起讀者的好奇心。對我而言,冠中老師的小說是非常矛盾的、迷人的組合體。

謝謝老師寫出這麼好的作品,請問老師,所謂荒謬跟現實只有一線之隔,我們要如何看待現實?當我們說魔幻寫實、荒謬現實主義、寫實主義這些辭彙意味著什麼?老師如何衡量書寫跟現實的距離?

陳冠中:

王德威老師說「史統散,小說興」,也有人說「現實比魔幻更魔幻」。我想世界上真的有很多荒謬事情,簡短的新聞報導沒辦法把這麼複雜的現實狀況呈現給社會,因此只有小說能稍微釐清這個複雜的世界。小說書寫與閱讀就是去破壞、顛覆一些固有想法。我認為世界很混亂、變化很快的時刻,小說可能更有發揮的餘地和被創造的價值。

石芳瑜:

老師認為寫小說應該要讓一個地方被完整充分的被想像,因此老師鼓勵大家努力創作。我想請教老師接下來想要寫什麼小說?

陳冠中:

2009年出版《盛世》之後,開始有人找我談「烏托邦」、「反烏托邦」。講座上我順道提了「烏有史」這種小說類型,因而促使我構想《建豐二年》這本小說。2012年中國政府開始制定種族歧視的政策,藏人不被准許進入藏傳佛教聖地拉薩朝拜,藏族青年甚至無法取得護照出國、讀書或旅遊。過去中國並不會這麼赤裸實施種族主義政策,因此我在《裸命》裡寫得直接而且急迫。關於之後要出什麼作品,2000年我去了中國大陸,嘗試寫了好幾個劇本及小說,卻無法完成,直到2009年才寫出第一本小說。

顏訥:

在現實世界中,冠中老師是一個邪惡的天才,因為《建豐二年》這部作品,而讓我跟香港朋友爭論不休,當時我很熱切地跟他分享陳冠中在小說中對國民黨是否過分樂觀以及他的史觀時,香港朋友很激動的回應我,《建豐二年》就是在談中國總理習近平和中國的政治,隱喻中國跟香港之間的歷史狀態。我很疑惑,因為我讀了兩次都沒有讀到這個意涵。我猜想這就是為什麼老師選擇用「烏有史」的方式來書寫小說,能因此存在歷史的縫隙,讓讀者有機會想像,重新掌握歷史的詮釋權。

王德威老師在《建豐二年》的序言中說明「烏有史」是與現實對話,進而產生似是而非的遐想,批判方能從此展開。請問老師是刻意把香港、中國、臺灣人放進小說中嗎?

陳冠中:

我的書擁有很矛盾的命運。我主要的目標讀者在中國大陸,但是我的書無法登陸,而是在香港、臺灣出版上市,只有香港、臺灣對中國大陸特別有興趣。

《建豐二年》的討論度之高,有點出乎我意料,他是一本相當不易閱讀的書,讀者必須對歷史有興趣,我原以為香港年輕人對歷史沒有太大興趣,想不到香港年輕人會願意讀這本書。香港的年輕人把中、港矛盾揉進閱讀過程裡,這說明了小說的好處。作者只要影射一點不太明顯的主題,讀者閱讀時自然可以翻轉、解讀出不同的觀點。

故事假設1949年國民黨統治了中國,那時的香港跟臺灣都不是現在的香港和臺灣。香港可能是一個沒有關稅的普通轉運港或殖民地,奶粉可能走私到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的人可能會去旅遊,但香港並不會變成後來這樣人口眾多、發展工業的地區。我相信臺灣也還是具有基本建設的工業省分,可能會繼續發展糖業。

讀者會好奇,臺灣的觀點跟香港觀點完全不一樣嗎?臺灣讀者覺得書中談的是國民黨,香港讀者認定那是講述中、港關係,甚至希望習近平可以跟蔣經國一樣。或是《建豐二年》中,臺灣跟香港應該都不太熟悉「建豐」這個詞,反而是中國大陸的年輕朋友知道「建豐」是蔣經國的字。其實我只設定了一個小小的平臺給大家討論,小說的詮釋權是在讀者手上。

廖宏霖:

在我的閱讀經驗當中,「裸命」(bare life)概念源自於社會哲學的脈絡,內涵非常生硬艱澀。老師在《裸命》中充分展現文學小說的技法,結合了中國當代的議題,包括上訪制度、動物保護以及人跟動物之間的關係等。我覺得《建豐二年》、《盛世》的主題都非常明確、有吸引力,拋出「國民黨在1949年勝利的話會怎麼樣?」的問題。而《裸命》背後擁有寬大的哲學思想、寬闊的人道關懷。

冠中老師在東華大學有兩場演講,第一場老師主要講述創作的生命歷程、創作史、創作觀。第二場演講中,老師談述中國議題,聽眾非常多,跟我原本的想像有落差。

社會普遍想像臺灣年輕大學生對於政治、中國是比較無感或反感的。實際上以那兩場演講的出席觀眾數來看,臺灣的年輕人對於政治議題、中國議題是有興趣的,或是說對冠中老師有興趣。我覺得這個情況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特別是在東華第二場的演講,講座上主要發問者都是香港的同學。從他們的發問中,也能感受到香港年輕人的政治焦慮。這讓我聯想到前一陣子在臺灣上映的紀錄片《十年》。《十年》非常準確的反映香港中生代年輕導演,對於香港未來的焦慮。有人批評《十年》非常荒謬,甚至污名化。但是作為一位觀影者,我反而可以感受到他們之所以會用這麼荒謬、強烈,甚至污名化的形式去呈現十年後的香港,表示此刻他們是非常恐懼與焦慮。所以我想要了解陳冠中老師怎麼理解香港目前的焦慮,特別是年輕人這代的反應?

陳冠中:

「裸命」的概念的確源自於哲學bare life理論。我跟負責出版英文版的英國出版社說,意大利人哲學家說過bare life或naked life的概念,他們表示不可行,所以保存英文名叫The Unbearable Dreamworld of Champa the Driver ,翻譯成《查坦帕司機不可承受的夢想世界》,出版社有自己的想法。

1960年代社會普遍沒有這麼關心政治,雖然當時經歷文革時期的暴動。直到1980年代談回歸、九七問題等時事,那個時候有年輕人去參與政治但不是全民運動。1971年我在香港大學讀書,住在一百四、五十人的宿舍。香港最大規模釣魚臺示威運動,我們宿舍只有兩個人去,我跟我另外一個朋友是分開去的,宿舍其他同學根本沒有談論政治。

後來有部電影叫《波利之子》,描述香港全部學生都去參加釣魚臺示威,根本沒有發生這樣的情形。但是兩年前我去參加黃耀明的NGO團體文藝復興基金會舉辦的活活動,那天整個晚上都在談政治議題。所以真的完全不一樣了,這是我的回應。

翁智琦:

在《盛世》和《建豐二年》中,我可以從老師的文風中感受到一位社會評論家對世界問題的關注,提供讀者想像歷史,將如何變成另外一種偶然或必然?但是《裸命》不一樣,《裸命》把問題放在生命的本身,比如動物的生命、人權上,談論性別、城鄉差距,族群議題,所以,這本小說特別能夠打動我。

在《裸命》中,作者急迫的企圖召喚讀者與世界來關注這些重要問題。《建豐二年》和《盛世》相對於《裸命》的寫作策略好像不太一樣,不太確定是不是我的理解有錯誤?如果我的所言為真,老師怎麼思考在小說中自己迫切希望讀者去關注這些議題?

陳冠中:

剛剛說過,2012年中國的種族政策促使我寫《裸命》,因而融入了當時的情緒,語氣比較直接、節奏比較緊湊。故事裡有很多二元對立的關係:人與動物、自然與人為、漢人與藏人等,主角用非常糾纏複雜的關係去取代簡單的二元對立。所以小說裡藏族男子跟兩個完全不一樣性格的漢族女子有特別關係。兩個漢族女子心態也完全不一樣,展現人的七情六欲、利用、剝削、依賴、相互依附(codependent),為的就是打破典型的二元對立模式。

《裸命》要挑戰所有人對藏族定型化的描述。例如,藏地是世外桃源、宗教聖地,很多漢人前去尋找宗教慰藉,從而得到心靈的安定,但是他們對西藏政治、藏族完全無感,不想接收這麼多嚴肅面向。另外,海外藏人整天談藏族被剝削,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但是近身觀察拉薩的年輕人,他們也不見得每天都在想起義。共產黨的說法則是藏地文化落後,經濟表現貧弱,靠漢地支援才能夠存活下去。這些面向都是定型化的,而且都有大量人數如此思考藏族、藏地議題。如果有隱喻的話,那就是在說原來族群議題就是人跟人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

聽眾一:

我想請教老師,有人說香港回歸是「前仆」,臺灣有點像「後繼」,如何用小說來處理「前仆後繼、喜憂參半」這事?謝謝老師。

陳冠中:

我覺得沒有比小說更好的文學形式來寫「前仆後繼、喜憂參半」這個概念,小說能夠同時呈現多種矛盾的情緒與狀況,愈是複雜、說不清楚的事情,愈是應該用小說來表達。

聽眾二:

陳先生,我非常佩服您的文筆。您的「香港三部曲」是非常道地的香港。您四歲到香港,香港的中文教育非常匱乏,學校教育比較注重英文。我很好奇,您的中文文筆如何培養?

須文蔚:

我們知道很多香港作家的書寫雖然用華文撰寫,但是用普通話讀可能會有不通順的部分,而使用廣東話閱讀就會非常清楚明白。這幾天我觀察老師,他使用英文作筆記,這是個非常好玩的問題,老師的思考跟寫作如何轉換?

陳冠中:

我的中文也是通過多年的掙扎,慢慢找到適當的表達模式。我對香港中小學的中文教育評價比較高。小學時我們學習古文、文言文、唐詩宋詞、孔孟、莊子。後來我知道大陸教育沒有學習文言文,所以後來蔡志忠漫畫的《莊子》會這麼受歡迎,是因為他們沒接觸過文言文的訓練。我甚至認為,我在小學的時候已經學過大部分的中文了。我的家庭是外省人,小學時期跟著父母看報刊,可能因此養成閱讀中文的興趣,自己有慾望去閱讀很重要。但是寫成一本小說還是要經過辛苦的煉成過程,完成小說後,我自己都嚇一跳。

聽眾三:

請問陳老師,你現在是從電影到小說,那你會不會反過來想把小說拍成電影?還是對電影已經死心了?謝謝。

須文蔚:

如果這三部小說把他拍成電影的話,可能還蠻聳動的。請老師回答。

陳冠中:

我不認為我的小說有可能拍成電影,而且我整天呼籲小說創作者就專心寫作,不要想拍電影。但是中國大陸的確有人認為所有小說都可以拍成電影。有一個人告訴我他想拍《裸命》,應該很困難。他建議改編成公路電影,劇情講述藏族青年談戀愛,從北京開車去拉薩的過程。

聽眾四:

請問老師對文青的定義是什麼?你最欣賞的香港作家、詩人是誰?

陳冠中:

每一代都有自己的興趣。電影比較大眾,看書對我而言才是決定性的改變。如果一個人願意去閱讀認知不協調的小說,變成文青的機會相當大。1970年代初,我看的都是臺灣小說,受到張愛玲、白先勇、於梨華的影響,但後來我很慶幸自己擺脫了張愛玲的影響,我很快就轉看其他外文小說。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外文小說影響我。 影響我最大的詩人是余光中。1971年,進大學那一年看了他幾本詩集,尤其是他早期洋派的《武陵少年》跟《在冷戰的年代》,後來講鄉愁議題就沒看。余光中後來變成反派,他在《冷戰的年代》說:「一千個臉孔就是一個臉,這名字叫中國。」我寫過一篇文章反駁,一千個臉就是一千個人,不能只是一張臉。我長大之後終於脫離他了。

顏訥:

剛剛說到,如果用小說去承載知識分子式思考的議題,可能會比較困難。但是老師選擇用「小說」這個容器來裝盛,就是為難自己;也間接回答了在這個走得很快的世界裡,為什麼要用小說去拉住世界。請問老師對歷史是樂觀的嗎?彷彿歷史能夠非常輕鬆地抵達應該前往的方向。小說前段那種非常巨大的痛苦、掙扎、複雜去了哪裡?批判性如何在小說的結尾透過情節展開?

陳冠中:

我做評論家的時間比較長,所以我是用知識分子的身分去寫小說。然而《盛世》的結局並不樂觀,是資訊不對稱、資訊過多、紛雜、零碎而導致的悲劇。面對問題,民間的知識分子沒有辦法表達憤怒,因為被綁架的官員會使用對方根本不知情的問題結構來反駁,就可以堵住問題、不做回應,所以故事最後是悲觀的。

陳栢青:

請問老師,您的小說結尾都會收束在反高潮上。我比較好奇的是,老師的小說結尾是一開始就想好了嗎?

陳冠中:

我最不想要的就是很完整的小說,所以我利用各種機會把小說創造得不對稱、不完美。1930年代的novel essay,其實目標是essay,但是用novel的形式。我不想要完整的小說,所以就創造不對稱的部分。

須文蔚:

非常謝謝冠中老師回答了這麼多年輕作家、評論家的問題。感謝冠中老師,百忙當中來到臺灣,帶給我們如此豐富的思想及創作背後的心路歷程。冠中老師寫作不是為了市場,是為了他自己的理念,所以他不需要去迎合讀者的期待。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小說是他傳播觀點與影響的媒介。他對於兩岸、香港跟中國的關係,有非常獨到的觀察。聽眾應要仔細地從他的書本中聽到其中的盛世危言,再一次熱烈的掌聲謝謝陳冠中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