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說,從美麗島航向東京──對台灣文學日譯及推廣的反思
 
 
 
 
楊宗翰 淡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一、

自2015年擔任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小說引力:華文國際互聯平台」計畫協同主持人後,我便提出「小說引力,台灣魅力」這個口號,希望台灣當代小說之繁花盛景能夠廣被各國讀者認識。作為國藝會「國際藝術網絡發展平台」之一的「小說引力」,執行迄今已邁入第三階段,始終秉持以台灣為中心,期許能夠打造出「培育『華文小說創作』金馬獎」之環境,結合各方資源推廣廿一世紀誕生的優秀小說。在虛實合一與分進合擊的策略下,平台期盼能夠透過網路、書展、活動、選刊、互評之串流,提升台灣小說的國際能見度,並邀請「2001~2015台灣長篇小說30部」與「台灣長篇小說TOP 101」部分入選作者前進上海與北京。他們在當地文學館舍、大學院校、人文書店的各場講座,讓台灣文學再度成為對岸讀者間的熱門話題。我便曾聽到一位中國碩士生在座談會後向吳明益說:「我是讀過您的小說後,才決心報考復旦中文系學習創作。」小說有此不可思議、隔海影響之力,怎能不讓人為之動容?

既然要向國際展現台灣小說的魅力,便不能只把目標放在中國,平台遂有了2017年12月1日至5日的東京行。過往活動雖有新加坡、馬來西亞、上海、北京、香港、澳門等地專家、學者、作家、編輯與媒體參與,但畢竟還是同享中文/華文語境,溝通及傳播上皆無太大困難。選擇從熟悉的對岸及東南亞移至東北亞,便是下定決心要擴大交流區域及對話語種,也是一種往難處走的自我挑戰。我們要的不是一次性的節慶煙火,而是繫念該如何匯聚台日相關機構、出版社、作家們的力量,一起替台灣小說搭起日譯出版的橋樑,坦然接受日本讀者及市場的考驗。為此平台特別挑選出12位相當重要且持續筆耕的小說家:李永平(1947年生)、平路(1953年生)、方梓(1957年生)、巴代(1962年生)、楊麗玲(1963年生)、蔡素芬(1963年生)、吳鈞堯(1967年生)、郝譽翔(1969年生)、阮慶岳(1970年生)、陳雪(1970年生)、吳明益(1971年生)與童偉格(1977年生),並為他們印出一冊16開本、117頁的日文介紹專刊。挑選的依據除了不可或缺的「代表性」外,既是以爭取出版日譯本為目的,便須有故事性強、易獲日本讀者共鳴與接受的考量。而這份從「三年級」到「六年級」、「40後」到「70後」的作家名單,正是平台欲向日本讀者及出版界推薦的台灣小說家隊伍。最大的遺憾恐怕是:就在專刊編輯製作過程中,發生了李永平驟然逝世的噩耗。

二、

東京是「小說引力」平台對日活動的第一站,故先從12位作家中邀請巴代、吳明益、蔡素芬同行,並積極進行作品選譯與安排交流拜訪。平台為三人各編印了一本日文專冊,收錄作家照片與簡介、小說作品的書影、出版項與內容摘要,以及代表作品之摘錄日譯。幸有鳳氣至純平博士精譯、黃英哲教授細校,才讓專刊與專冊能在三位作家赴日之前,便以最理想的面貌寄達各家日本出版社、研究單位及文學教授之手。跨國交流不該只是換換名片、禮貌拜訪,必須有所本才能讓日方(尤其是出版社編輯)看到台灣小說的獨特魅力與不凡價值。在陳蕙慧及黃英哲兩位累積多年的深厚人脈下,作家拜會行程安排了講談社、白水社與神奈川近代文學館三處。以不公開座談的形式,分別與講談社第五事業局唐木厚局長、國際版權部金子義雄部長、白水社及川直志社長、近代文學館館長辻原登等人諮詢請益。相信三位台灣作家對於在日本出版小說集得面對的問題、台灣作品在日本讀者心中的印象、今日圖書市場的狀況與挑戰,在這幾場拜會行程中應可獲得一些解答。過往需透過版權代理商或台灣出版社才能得到的資訊,「小說引力」平台嘗試讓作家有機會自行提問與充分交流。

本次東京行以「由美麗島航向世界」為主題舉辦兩場公開活動,第一場請三位小說家與日本作家江國香織於東京八重洲書店(Yaesu Book Center)同場座談,邀得橫濱國立大學白水紀子教授主持;第二場則請三位作家與各自作品的譯者/監修(魚住悅子、天野健太郎、林水福教授)同台,由資深出版人陳蕙慧主持,地點則是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所屬之台灣文化中心。緣於增加「在地性」的考量,平台成功邀請到株式會社白水社、株式會社講談社、株式會社草風館、有限會社櫻出版同意擔任活動協力單位。再加上駐外代表處及台灣文化中心各級官員的全力支持,替平台爭取到極佳的條件,並同時於座談會場外舉行小型書展。現場除了三位台灣作家小說日譯本的出版單位設攤銷售,平台也展示日文介紹專刊收錄的12位小說家中文版代表作,以及近五年文化部「中書外譯」計畫裡完成日譯出版的小說集。正因兩場座談會涉及文學、翻譯、傳播與族群等多重議題,成功吸引到學者下村作次郎、三木直大、星名宏修、和田知久、天神裕子、及川茜,以及作家劉黎兒、藤田梨娜、編輯原知子、內川喜美子等不同身分者赴會。值得慶幸的是,兩場座談會總算沒有辦成「台灣同鄉會」,而是有許多日本聽眾到場──就算他們最初是為了江國香織而來,但平台也規畫了江國分享她對三位作家的小說閱讀心得,以及台灣作家分享對江國各一部小說集的閱讀心得。幸有橫濱國立大學白水紀子教授的主持功力、早稻田大學張文菁老師的精準口譯,聽眾得以獲知四位台日小說家各自對長篇小說的創作/閱讀觀點;唯一比較吃虧,可能是一人需讀完巴代《笛鸛: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與蔡素芬《橄欖樹》的江國香織吧?但她仍相當盡責、坦率地提出對台灣作家作品的看法,也跟巴代討論了《像樣的不倫人妻》裡的文體問題。會中亦有台灣作家透露,手邊正在進行的書寫計畫會涉及日本:巴代正要寫以1896年伏見宮貞愛親王在台南活動為背景的故事;蔡素芬的小說則會處理到十九世紀末貨物跟歷史的關聯。這將是她第一次寫到日本,以及她頗喜愛的九州。但就像蔡素芬所言,談書寫中的計畫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我很想完成,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完成」。就請台日兩地讀者繼續祝福與期待,三位作家的嶄新小說誕生之日。

三、

就我個人的觀察,若要探討台灣文學日譯及推廣的成績、問題或方向,焦點顯然應該不在台灣,而是日本──尤其是出版社與翻譯者。「小說引力」平台這次刻意安排拜訪兩家規模差距甚大的出版社,一是1909年創立、每年出版品印刷量超過三億冊的「講談社」,一是1915年創立、有卅多名社員的「白水社」。前者是綜合型的出版巨人,後者是以翻譯文學書系著稱的小而美公司。講談社雖然出版過中國作家春樹、姜戎、衛慧的多部作品集,卻僅在2009年出版過台灣推理小說家藍霄的《錯置體》(中文版由大塊文化出版,日譯本書名為《錯誤配置》,收入島田莊司主編「亞洲本格link」書系),在類型小說之外,台灣小說在該社其實幾無能見度可言。白水社雖不以規模取勝,但長期專注於翻譯書經營,出版過五十多種不同語言的日譯本,僅台灣的作品就有龍應台《台湾海峡一九四九》、吳明益《歩道橋の魔術師》、甘耀明《鬼殺し》、《神秘列車》、伊格言《グラウンド.ゼロ 台湾第四原発事故》、溫又柔《台湾生まれ 日本語育ち》、《來福の家》,以及蔡英文《蔡英文 新時代の台湾へ》、《蔡英文自伝》。台灣小說能順利推出日文版,無須諱言多少都受惠於台灣官方提供的補助。文建會時代的「中書外譯」,2010年起改由台灣文學館接手並更名為「國立台灣文學館台灣文學翻譯出版補助」。自1990年至2011年,共有240冊台灣文學作品經補助後在國外出版發行,日譯本在其中占有相當比例。可惜這個機制對日本的超大型出版社並無吸引力,故只能跟中小型甚至微型(一人)出版社合作。故就算完成編譯印刷,最後還是要看發行商的臉色、在商言商才能爭取曝光──出版社品牌與過往實績,這時就很有用了。

雖說有台灣官方補助,但每本書翻譯部分的補助金差距甚大。從台文館發布的新聞稿中可知,有些作品可獲得30萬到60萬元不等的翻譯補助金,卻也不乏五萬、八萬到十萬元間的「苦主」──試問對該作品再怎麼有愛,誰願意為了這一點點錢耗盡自己的愛呢?就算不考量日本當地物價及翻譯行情,這個金額還是十分羞辱人的。美意變質當非台文館所願,問題恐怕出在:補助總經費長期受限,欲爭取者與補助名額又太多,遂不時傳出入選者在結果公布後,因金額太低選擇放棄的案例。譬如我就很難想像,新台幣六萬元是能請到誰來日譯尉天驄的文學史見證錄《回首我們的時代》?聲稱要「以文化立國」是台灣流傳已久的政治笑話,但千萬別讓這種笑話傳到國外學術界、翻譯界與出版界,否則只是更加證明了歷屆執政者對文化的踐踏。反過來說,日本出版方也該對台灣文學作品多點信心,譬如吳明益《歩道橋の魔術師》在白水社推出後已經「重版出來」六次。衷心希望規模更小的草風館、櫻出版能撐下去度過寒冬;規模巨大的出版社則能考量平台推薦的台灣小說家隊伍,用良好的企畫與一流的翻譯,為日本圖書界投下產自台灣的小說深水炸彈。

四、

讓我產生更大感慨的,應是座談會上兩位日籍翻譯者的發言。魚住悅子曾翻譯鄧相揚「霧社事件」三部曲《抗日霧社事件の歴史》、利格拉樂.阿女烏《故郷に生きる》、夏曼.藍波安《黒い胸びれ》、巴代《タマラカウ物語》等書,她把翻譯工作跟學術研究結合在一起,開啟日本讀者認識台灣原住民文學與霧社事件的窗口。她所翻譯的巴代小說《笛鸛: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在日本是以上、下兩集一口氣出版,篇幅相當驚人。因為魚住悅子非常喜歡像司馬遼太郎那種有趣的歷史小說,她認為巴代這部作品也是「有趣到讓人覺得不像是有真實依據的小說」。她也表示:「但這部小說並非全屬虛構,仍舊有根據史實,例如《理蕃誌稿》、台灣總督府所留下的資料為根據,進行想像。透過這樣的手法,才寫出這麼一本饒富深意的作品,這就是其有趣之處」、「我讀了之後,發現作者以對等的思考,不僅是對卑南族,也對阿美族、布農族、排灣族,甚至是小說中出現的日本人,也都抱持著平等的態度」。巴代這部小說中呈現了翻譯者魚住最感興趣的「台灣的多樣性」,而她卻發現由人類學者所撰寫的台灣原住民學術研究書籍內容太過艱澀,一般人難以理解。從這個角度來看,《笛鸛: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更能夠讓日本讀者容易理解並享受閱讀樂趣。為了讓日本人能夠知道台灣原住民的文化及歷史,體察過去日本人在台的作為及當地居民展開的報復,魚住悅子才下定決心要翻譯這本小說。她這番關於小說翻譯的起心動念自剖,相信台日雙方聽眾都十分感動與敬佩。

另一位在座的天野健太郎就令人不敢恭維了。曾在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遊學過的他,現在是專為台灣書籍仲介暨翻譯的公司「聞文堂」代表人。從事翻譯工作的五、六年間,譯者處有冠上他姓名的作品頗多:龍應台《大江大海1949》、《目送》、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陳柔縉《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鄭鴻生《母親的60年洋裁歲月》、幾米《星空》、陳浩基《13.67》。或許是因為這些日文版的銷售不惡,天野在座談會上的態度十分輕佻,不斷強調「買賣」兩字,說自己是「打著『聞文堂』的名號,把台灣書本介紹給日本,說白了,就是選書、跑業務、簽合約,然後進行翻譯。書雖然不是由我們販賣,不過我們會搞搞宣傳,藉推特或其他社群網絡、台灣文化中心的力量等,做做買賣。我一定要加上『買賣』二字。」他又在會上大談「譯者的委屈」,說譯者「最多不過就是無名英雄啦。說更明白一點,我們就是業者啦。幹得好是理所當然的,幹不好就是垃圾,就是幹著這樣的買賣。我們是可以被取代的。作家是不能取代的,不管作家再怎麼不優秀,也是如此,對吧」、「就算他的作品賣得沒我(翻譯的作品)好,他還是無可取代的。我的場合,就是可以被取代,這就是翻譯。」這麼愛說自己很委屈,反而讓我很好奇:「業者」天野先生的小說翻譯品質如何?經營仲介暨翻譯的「聞文堂」公司,有沒有聘請監修來把關翻譯的成果?既然有人這麼愛把台灣文學當作買賣的對象,提供報酬的台文館或文化部等官方單位,難道不該設立考核、檢驗機制嗎?天野在座談會上提出「翻譯就是對作者的背叛行為」、主張「翻譯向讀者靠攏的技巧」,是否會因為背叛作者、靠攏讀者而導致原作遭到刪改、縮減或變造,就更值得考察深究了。說到底:台灣的公共建設工程都有品質稽核及逐項驗收,為什麼公部門委託的文學外譯工程,卻採用如此寬鬆的信賴原則呢?當我們想藉由優秀本地小說從美麗島航向東京之刻,更應該逐一檢視過往成品之翻譯優劣、出版品質與推廣效益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