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015華文長篇小說20部:臺灣
 
 
  失竊的歷史,閃爍的銀輪──讀《單車失竊記》  
   


《單車失竊記》
吳明益
台北:麥田出版
2015.06

翟翱◆報社編輯

──刊載於《文訊》第364期,2016年2月

 

被遺忘的記憶,何以追索?「我」不在的地方,又該如何憑弔?《單車失竊記》以抒情性的文字與本土脈絡下的語言,延續吳明益過往對台灣歷史的回顧與現下處境(生態的、政治的)反思,可說是一網打盡當代台灣小說可碰觸之議題。

倘以不無標籤化的點名,我們可見諸如家族史、殖民傷痕、生態批評乃至台灣的東亞、南洋脈絡化位置,都在吳明益的筆下閃爍出美妙且感傷的光輝──這點自然得力於他娓娓道來的敘述與極佳的抒情語言。但與其他試圖召喚台灣歷史作者不同的是,吳明益將「鐵馬」這個文明物質帶了進來,以穿插小說正文的七篇「鐵馬誌」,顯露他對手工技藝的推崇與該知識的掌握──且不獨是鐵馬師傅的工夫,吳明益也反思攝影師作為在場者的身分之必要。在場與不在場,見證與重來,於是成為《單車失竊記》生成的動力,以及自我辯證之處。

書名明白告訴讀者這是一個因單車失竊而起的故事,隨單車「失竊」而被時代偷去的,不是別人,正是吳明益此前小說《睡眠的航線》中的父親,與他的老鐵馬。《睡眠》一書裡,「我」的父親最後不知所蹤,而他無意間停在中山堂的鐵馬成為了這本小說的引子:「我」提到因為讀者來信詢問該鐵馬的下落,於是開始了整本小說的主線。也因如此,《單車失竊記》不免踩進後設小說的界線。在小說中,「我」將鐵馬與家族史勾連,自此牽引出日本殖民以降的台灣史,尤其是過去不被主流所熟悉,諸如台北大空襲、高砂義勇隊,乃至戰後在台日人等歷史。

在此,「缺席」耐人尋味的成為了吳明益書寫的空間,因為父親的不知所蹤,開啟了敘述者的追索之旅,它是小說中如宿命般不可不為的動力,「我對鐵馬的熱情,源自於失蹤的父親」。而小說中最令人驚心動魄的閱讀經驗,也來自讀者對該歷史的缺席,當然,以及吳明益對這缺席遲來的「在場」──例如透過大象林旺視野,重新見證緬北森林中的戰事,與人類的愚行;或藉鄒族南洋兵巴蘇亞口述,重構馬來半島戰爭;乃至以勝沼先生的書信,重述美軍空襲台北時,一夥人在圓山地底藏匿即將被處置之大象;以及,吳明益認真經營的台灣方言(以拼音方式,還原其聲音)。

吳明益在神祕主義的氛圍中,重視人類歷史,並以大自然的泛靈作為他個人豐沛的抒情語言。在他的筆下,大自然是所有人類地獄時刻的見證者,與最後的撫慰者。最末出現一棵神奇之樹,將銀輪部隊舊鐵馬「生長」到空中,因而成為小說中極重要的象徵意象。

老實說,要集合如此複雜的歷史,連結眾多不同時空的人物地點,並不容易。吳明益以說故事接力的方式來完成,一方面流暢小說,另一方面或許是不得不的下策之舉。《單車失竊記》通過「我」在尋找鐵馬的過程,遭遇各式人物,一個帶一個,有如接力般串起故事。而這也是滋衍故事的過程,使整部小說最後留有幾則與主線脫落的未完支線,它們是美麗的線頭,雖說收或不收都無損故事精采,然其存在代表小說基本上可以無限的開枝下去──「我」一路上可能遇到無數的人,何以到此為止?

吳明益在敘事上的策略──說故事者的綺麗接力,卻無意中攪入了這本小說的後設色彩──透過「我」之口,宣稱《睡眠的航線》中的編派部分,這使小說後段的重頭戲鄒族南洋兵巴蘇亞的錄音帶/口頭敘述,顯得自疑其身。敘述者其實有意識到此,乃搬出小說家艾可之言,告訴讀者要收起自身的懷疑,心照不宣的接受小說乃虛構之約定;當然,讀者如你我都知道南洋兵是真的,巴蘇亞是假的;當然,區分二者實無必要。但,這個敘述上的「恍惚」,確實讓人分神。尤其當敘述者確實明白敘述的能耐之時──開篇那句「每次新的描述都有新的意義」。如果在場是必要的,何以「在場」又可以是被消解的呢?

暫且不論《單車》的組裝者可能反而自己拆了它。它以強大的抒情口吻,串接起各人的生命歷史,推出沉積於底的歷史,故事精采,細節充滿,卻也多少難逃《睡眠》的影子。阿巴斯跟巴蘇亞的故事,不正是《睡眠》裡「我」與父親的複寫?當然,吳明益會認為,這是因為父親他們那一輩共享了一個「無法好好哀悼的時代」。

逝去者,何以追回?在這本小說的最後幾頁,敘述者做了最具體的示範:「我」「騎著」立起的鐵馬,幻想繞行小說故事的發生之地,駛過煙霧與溪底,並肩山脈與洋流(大自然再次顯現其重要性);對小說不同時空的歷史現場,進行最後的巡禮。巡禮的終點,甚為動人的止於母親的視線:病榻的母親目擊「我」,而脫口喊出:「我」與父親竟是如此的相似。小說最終結束在失落父親的「重現」,「我」如何肖父親,於是成為追上逝去時代的最後一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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