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015華文長篇小說20部:臺灣
 
 
  如果甘耀明不魔幻──讀《邦查女孩》  
   


《邦查女孩》
甘耀明
台北:寶瓶文化公司
2015.05

朱宥勳◆作家、《秘密讀者》編輯委員

──刊登於《文訊》第364期,2016年2月

 

自從2009年奠定甘耀明重要小說家地位的《殺鬼》出版之後,人們大概就很難把這位作家和「魔幻」這個關鍵字分開了。而從第一本小說集開始追蹤他的讀者,更能從《神秘列車》到《水鬼學校和失去媽媽的水獺》的變化中,看出甘耀明如何在證明了自己能夠駕馭諸多不同的文字風格後,專心致志投入一種悲傷與純真並存的華麗風格裡,成就了甘式鄉土魔幻。《殺鬼》便是此一路數的最高點,在他那似乎毫無極限的想像力之前,好像沒有什麼歷史題材是不能輕快起來的,每個史料的片段都可以延伸出無盡的故事。

面對故事噴發井一樣的小說家,我們更好奇的是,他的下一步會是什麼? 2015年,甘耀明的新作《邦查女孩》給了我們一個驚人的答案:一部純然寫實、毫不魔幻的小說。說真的,雖然我們這些刁嘴的讀者,每每看到作家的新作重蹈過往擅長的路數時,總是忍不住蛇蛇念上幾句,但這種直接把自己最擅長的武器折斷、甚至還綁起一隻手後,才站上擂台面對所有讀者的情況,卻是非常罕見的。

從開頭的「殺刀王」讀起,我不斷在心底問:這樣真的可以嗎?你不打算……在這些地方,其實你以前會……但小說以其龐大的量體,一次又一次堅定地回覆了我,回絕了一切走回老路的誘惑當中。當然,這整本小說還是有濃烈的甘耀明氣息,在這個世界裡,永遠沒有絕對的惡,沒有什麼不能被純真的願望給解救。比如勇犬胖浪咬死了小學生們最尊敬的母豬「朱大媽」,小學生決議吊死胖浪的段落,在正常的情節走向上,這應該是個無解之局──雙方都是讀者會同情的正面角色,卻有一方註定被殺傷,絕大多數的小說寫作者,都會趁勢安排一段令人嘆息的悲劇。而如果是《殺鬼》的甘耀明,胖浪或許會以某種精靈的形式逃過一死吧。但在《邦查女孩》裡,他卻改成安排一隻黑熊來襲,讓胖浪有機會「將功贖罪」,取得眾人原諒。在甘耀明的小說世界裡,胖浪會被救活並不意外,只是現在它必須以更「寫實」的小說手段,而不能隨興地啟動超自然機制。

這根本是自找麻煩,一種大多數小說家都不願意自找的麻煩。小說家不但折斷自己的武器,並且還不斷安排困厄來試煉自己,能否繼續持守原來的信念。這部小說的結構,也因而成為一堂一堂的「小考」,古阿霞跟帕吉魯一再被置入困境當中,然後依靠僅有的勇氣和善良找到出路(偶爾真的陷入死結時,作者才會小露一手,比如上段提到的黑熊)。帕吉魯再怎麼樣神奇,也不過就是一個有天賦的凡人,而非劉興帕那種可以扭轉物理規則的半神。

也正因為這樣,所以我並不打算虛偽地盛讚這篇小說,將之視為作家生涯的新高峰。雖然它確實得到許多獎項肯定(包括此刻的這一個),但它整體的表現其實並不如《殺鬼》,因為小說家出給自己的考題實在太刁鑽了。但這絕對會是一本重要的小說。在作家個人生涯的層次上,這四十多萬字「強制寫實」的經驗,必然會對他往後的作品產生某種強烈的影響,我們或許正在見證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而放大到台灣小說史的層次上,《邦查女孩》更可能具有某種紀念碑式的意義:也許這會是台灣小說上第三次大規模的寫實主義浪潮即將拍打而來的信號。(第一次在一九二○年代,新文學初萌之時;第二次在一九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後,直到解嚴與「後現代」衝擊之前的鄉土小說潮。)

由此而論,切入《邦查女孩》的重點就會是:它繼承了哪些寫實主義的精神?或者,它將把寫實主義變成什麼樣子?這或者會是一九八○年代以後,對歷經了各種形式實驗、各種內心考掘、符號操作與政治性思考的台灣小說的一次總盤點,我們能不能夠從這段由瘋狂到爛熟的時期當中,總結出經驗,重新賦予小說新的動力?──一種閱讀起來未必困難,但創作起來未必容易的敘事類型?

如果甘耀明不魔幻,如果他和一整個世代的作家,都正準備要回到某種更新過的寫實主義裡,就像我們在同樣於2015年頗受矚目的小說家吳明益身上看到的一樣。在這裡,左派的批判性和憂鬱同時消失了,代之以一種懷舊、一種溫和的人道主義精神,從而不再有金鐵交鳴的火星;議題性變得模糊了,道德教訓的意味也淡了,每一部小說都變成「那一種人」的生活史;在這裡,一種純淨的庶民記憶重新被建構起來,「被想起來」,曾經有那麼一個年代,摩里沙卡還有最後一位不用電鋸的師傅。

如果是這樣,那小說家們才剛剛走上了一條荒蕪已久的林中路,還有那麼長的一座山脈在等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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